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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集《大难临头》中,康震副教授讲到: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保守派的苏轼被政敌所利用,成为了政治上的牺牲品。苏轼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因此丢官降职,被贬湖北黄州。
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狼狈赴鄂。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谪居落寞的戴罪犯官,经历了人生巨大落差的苏轼将面临怎样的生活?在黄州,东坡居士这个名字开始叫响并流传至今,从苏子瞻到苏东坡,苏轼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难和内心的痛苦挣扎?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
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了苏轼的头上呢?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苏轼的自我反省,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使他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他对自己性格的反思和人生的历练得到了后人的敬仰与推崇,我们今天崇拜东坡,不仅仅在于他绝妙的诗词书画,更在于欣赏他对待人生积极的态度。
黄州虽然是苏轼政治生涯的低谷,但是这座长江边的小城,却成为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随着苏轼对自我的反思,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已悄然改变。人事代谢、宦海沉浮,苏轼把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都凝聚在了长江边的赤壁,看滚滚不尽的东逝水,苏轼发出了响彻千古的天籁之音。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派的巅峰之作。苏轼所创作的词把题材从单纯的儿女情长拓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他把词的格调从感伤的艳丽的情调拓展到抒发宏伟的志向,表达自我的胸襟。可以说,词在苏轼的手里由雕虫小技变成了黄钟大吕。苏轼的词也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跟随康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我们看到了苏轼由一个洒脱不羁的才子变成了一位冠绝古今的文豪。就在一切走向美好的时候,苏轼却在此时传出了病逝的噩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命运多舛的苏东坡真的就此撒手人间了吗? 林语堂对苏轼的研究: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差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间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适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桌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
不过苏东坡确是生活困难,他花钱有一个特别预算方法,这是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的:“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辈老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初到黄,凛人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等于美金一角五分)。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以待宾客。此贾耘者(贾收)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在农舍后面是远景亭,位于一小丘之上,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遗。他的西邻姓古,有一片巨竹林园,竹茎周长约六寸,枝叶茂密,人行其中,不见天日。苏东坡就在此浓阴之中,消磨长夏,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竹棒,供太太做鞋的衬里之用。
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他会欢喜得像孩子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湖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在较高处他种麦子。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麦苗初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若打算丰收,必须让初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等冬尽春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等他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
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啼叫。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再一个是马梦得(字正卿),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非常信任他,崇拜他,现在该陪着受罪过穷苦日子了。苏东坡曾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他在诗里叹息:“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四川眉州东坡的一位同乡、一个清贫的书生,名叫巢谷,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子由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苏东坡又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根据子由的诗,对方从来没见过他就答应了婚事。那时苏东坡又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物,其中两个是道士,不但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邀游的。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会见苏东坡,此人据说已经一百二十岁,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长客。第三年,诗僧参寥去看东坡,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糙,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终致交恶。陈糙住家离歧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糙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糙在中国文学上以惧内之僻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痛”一个典故,季常是陈糙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不过这首诗解释起来还有漏洞。据我们所知,陈季常的家庭生活很舒服自在,而且尚有艳福。再者“狮子吼”在佛经中指如来正声。我想可能的理由是陈季常的太太一定嗓门儿很高,苏东坡只是拿他开个玩笑而已。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倘若苏东坡说是“母狮吼”,就恰当多了。 苏东坡家庭很幸福,在他的一首诗里,他说妻子很贤德。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或是过去历史上好多名学者的妻子那样凌虐丈夫。虽然长子迈这时也能写诗,但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晋朝大诗人陶潜也以忧伤任命的心情写过一首“责子诗”,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自己何必多管,他说:“天意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苏东坡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敬通为东汉学者。苏东坡这句诗自己加的注脚里说:“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容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其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在元丰六年(一0
八三),朝云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遁儿。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苏东坡写诗一首,用以自嘲:
有些乐事,只有田园诗人才能享受。在弃官归隐时,陶潜写了一篇诗“归去来辞”,只可惜不能歌唱。苏东坡由于每天在田亩耕作的感想,把归去来辞的句子重组,照民歌唱出,教给农夫唱,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棍,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齐唱。
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堆的墙上门上,他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 " 出舆入辇,厥莲之机。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太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文词好,而是内容好。英国十八世纪作家司维夫特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说此举为大举杀害婴信的有力计策,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我常常纳闷儿他何以竟说得出口?司维夫特是当笑话说的,但是这种恶劣玩笑,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他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这是那封信:
闻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辄免。鄂人户知之。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其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宜。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他开始在他的随笔里写很多漫谈偶记,既无道德目的,又乏使命作用,但却成了最为人喜爱的作品。他写了一篇文字,说自己的贫穷,又说到他门人的贫穷。他说:“马梦得与余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另有一篇随笔,是两个乞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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